近年来，公共卫生危机、基因编辑、气候变化健康风险等全球性挑战不断涌现，这些问题的共同特征是：既涉及医学的专业判断，又牵涉法律的权利保障与制度设计。然而，国内同时具备临床医学与法学系统训练背景的复合型人才，仍然十分稀缺。如何培养能够回应这类复杂问题的跨学科人才，成为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领域一个亟待思考的课题。

　　不久前，在比利时安特卫普举行的第30届世界医学法学大会上，中国学者乔娟博士凭借论文《重构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下的国家义务：风险预防及健康权保护》，从全球57个国家和地区的参会学者中脱颖而出，获得大会戴维斯奖一等奖。该奖项每届全球仅评选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各一名。乔娟博士的获奖为观察“医法交叉人才”的成长路径提供了一个具体样本。

　　乔娟博士的学术道路，始于一次跨界选择。在进入法学研究领域之前，她曾是大型三甲医院的一名临床医生。每日面对病患，她既看到医学救治的力量，也感受到它的局限：当公共卫生危机来临，个体的健康权如何保障？国家在紧急状态下的义务边界在哪里？这些问题，仅靠医学无法回答。带着这些困惑，她转向法学研究，跨学科攻读法学博士，并赴海外从事博士后研究。目前，她兼任四川大学人权法律研究中心研究人员，主要研究方向为卫生法、人权法、宪法与医学的交叉领域。

　　临床医学与法学的双重学术背景，让乔娟博士的研究呈现出鲜明的跨学科特征。她的获奖论文围绕国家在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下的义务展开，从风险识别、日常预防到能力建设、危机应对和权利救济，构建了一个系统化的分析框架。

　　更重要的是，她将分析视野拓展到抗菌素耐药性、气候变化健康风险、新兴生物技术等前沿领域。这些领域的共同特征是风险具有长期性、隐蔽性和跨代际影响，传统法律逻辑难以有效应对。“跨学科不是把两个学科的知识简单叠加，而是用问题牵引，让不同学科的方法在同一个框架里对话。”乔娟博士这样理解自己的研究。

　　乔娟博士的成长路径，折射出当前国内跨学科人才培养的几个现实问题。首先，学科壁垒仍然存在。临床医学与法学分属不同学科门类，课程体系、导师资源、评价机制各自独立，学生很难在常规培养框架内完成两个领域的系统训练。其次，跨学科研究往往需要更长的成长周期。乔娟博士从临床医生转向法学研究，再到获得国际学术界高度认可，这一过程经历了长期积累。这种“慢功夫”在当前的学术评价体系中，并不容易获得持续支持。再次，跨学科人才的发展通道仍不畅通。兼具两个学科背景的学者，在项目申报、职称评审、成果认定等方面，有时反而面临“两头不靠”的尴尬。

　　以卫生健康法学为例，该学科在2024年正式成为法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，但整体规模仍然偏小。当前，该领域的生源以法学、公共事业管理（卫生方向）等专业背景为主，真正具有多年一线临床工作经验的在职医生转入该领域深造的，仍属少数。这意味着，能够真正打通医学与法学两个领域、以临床经验反哺制度研究的复合型人才，在培养源头上面临着结构性短缺。

　　近年来，国内部分高校已经开始探索交叉学科人才培养模式，设立跨学科研究平台，鼓励以问题为导向组建团队。但真正实现“医学+法学”“科技+伦理”等复合型人才的规模化培养，还需要在课程设置、双导师制、评价标准等方面进行更系统的制度设计。有教育界人士指出，跨学科人才培养的关键在于“问题牵引”而非“学科本位”——先有真实世界的复杂问题，再围绕问题整合不同学科的知识与方法。

　　对于青年学子而言，乔娟博士的经历提供了一个值得思考的启示：在学科边界日益模糊的今天，不必拘泥于单一学科的线性路径。回应真实世界的复杂问题，往往需要融合视野和跨领域勇气。乔娟博士认为，青年一代有知识更新的优势，更应该有打破学科壁垒的勇气。当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愿意在交叉地带寻找真问题，中国在公共卫生法治、科技伦理治理等前沿领域，才能形成更扎实的人才储备和学术积累。